盛夏七月，我好几次打长途电话到北京启功先生家没人接，以为他出门避暑去了。我受人之托，求他写字，不敢耽误，只得把信寄给赵丽雅，请屎，罪大了。”那幅字是六个字的招牌，尺寸小了，放不大，启功先生后来还重写一幅大的让我交差。丽雅是小妹妹，给我折腾好些时日，真倒楣。负翁那儿我感恧不已，再三嘱咐丽雅致意。启功先生身体该是大好了，我打电话给他，果然是他接的。他心情好，说北京今年可真热，平时是烤羊肉，下了一阵雨更热，是蒸螃蟹。他还说他九月底会来香港。我说医生怎么说？准许他出远门吗？他说没问题，还要我拿几本新书让他在旅馆里看。

老一辈文人学者深谙幽默，而且幽的都是有文化之默，北京人尤其精通此道。这样的功夫是需要沉厚的国学根底的。老舍小说里的人物，一到幽默处，往往之夫者也耍文言，教人更觉得迂腐得可笑。前天租了老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离婚》来看，那几个老北京三句离不开挖苦别人、挖苦自己，还一脸正经，妙透了。启功先生有好几万字文章论八股文，精辟得很。这种文体现在是看不到了，也学是为记。”启功先生读了好多八股文而不必做八股文，反倒成了最怡情的消遣了。这些反面教材足以感化聪明人故意讲笨话消遣别人，消遣自己。他的幽默或许正是这样养出来的；他开玩笑说的夸张的话，或许也正是八股文得来的灵感，笑死人。